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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的职责是什么?

  西周、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,策命诸侯卿大夫,记载史事,编写史书,兼管国家典籍、天文历法、祭祀等,为朝廷大臣。秦汉设太史令,职位渐低。魏晋以后修史的任务划归著作郎,太史仅掌管推算历法。隋改称太史监,唐改称太史局,肃宗时又改为司天台,五代同。宋代有太史局、司天监、天文院等名称。

  太史院一般属秘书省。元代至元十五年(1278)设置了太史院,有太史令官7员。至大元年(1308)升从二品,设官10员。延祐三年(1316)升正二品,设官15员。后分职设官,各司其事。

  其中有掌历2员,正八品;腹里印历勾管1员,从九品;各省司历12员,正九品;印历勾管2员,从九品。专掌天文历数之事。太史院下专设印历局,专事印造每年历书。时令历数,关乎农政祥异,稍乖敬授,便被视为大事,所以历来政府都严禁私造。

  西周、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,策命诸侯卿大夫,记载史事,编写史书,兼管国家典籍、天文历法、祭祀等,为朝廷大臣。

  辽称司天监,金称司天台。元代改称为太史院,与司天监并立,但推步测算之事都归太史院,司天监仅余空名。

  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,最初史官被分为记言的“左史”和记事的“右史”两类。后左史逐渐演变成随侍皇帝左右,专门负责记录皇帝起居、言行与政务得失的史官,又称起居注史官;右史则逐渐成为专门负责编修前朝官方历史的史馆史官。

  设立史官,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,这是我国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。早在夏代已史官就已经出现。《吕氏春秋·先识篇》记载:夏桀荒淫无道,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,无效,即弃而奔商。商周时代,甲骨文中有“作册”、“史”、“尹”等字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史,记事者也,从又持中。”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,即史官。金文有“作册内史”、“作册尹”的记录。据王国维在《观堂集林》中考证,“作册”和“内史”是同样的官职,其长官称“尹”,都是掌管文书、记录时事的史官。《周礼·春官》记载周王室设有“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和御史”,史称五史:

  1、大史职位很高。新王登基,大史参加策命典礼。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。如《国语·晋语》载胥臣曰:“文王访于辛、尹(辛甲、尹佚,二人皆周大史)。”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,如《左传》襄公四年载:“魏绛曰: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,命百官箴王缺。”此外,大史还掌记录时事,保管文书等。

  2、小史缺埃?鹭鬼晁担涸诠糯?芳?幸话愠浦??笆贰薄!吨芾瘛吩疲骸胺补?掠美穹ㄊ保?舸笫罚?破湫∈隆!?br3、内史其秩最尊。《周礼》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,掌书王命。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载:“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。”有时,内史还奉王命出使诸侯国,《左传》僖公十六年载:“周内史叔兴骋于宋。”

  春秋时期,“君举必书”。一般说,大史掌国之六典,小史掌邦国之志,内史掌书王命,外史掌书使乎四方,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。而《礼记·玉藻》则另一种说法,即“动则左史书之,言则右史书之”。尽管说法不同,但史官的细致分工和明确职责由此可略见一斑了。

  秦汉以后,史官的名称繁多,职务各异,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。秦归太史令,汉置太史公,史官职责由太史公负责,常务工作由史书令史承担。唐设起居郎,还有兰台令、柱下史、著作郎、左右史等等。

  唐朝刘知几认为史之为用是“记功司过、彰善瘅恶、得失一朝、荣辱千载”的大事。他说:“苟史官不绝,竹帛长存,则其人已亡,杳成空寂,而其事如在,皎同星汉。用使后之学者,坐披囊箧,而神交万古;不出户庭,而穷览千载。见贤而思齐,见不贤而内自省。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,南史至而贼臣书。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,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。由斯而言,则史之为用,其利甚博。乃生人之急务,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,其可缺之哉!”其实,对于“史之为用”,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。不过,他们设置史官,沿用“君举必书”的春秋传统,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、激浊扬清的问题,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,流芳百世。

 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,都是字斟句酌,斤斤计较。至于“君举必书”,却是有选择、有条件的。有了功绩,做了好事,当然要大书特书。就是没有功绩,无所事事,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;或者“假人之美,藉为私惠”;或者颠倒黑白,把坏事说成好事。即如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所谓“自称我长,相谓彼短”,“略外别内,掩恶扬善”,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。“必书”;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,万万不可见诸史册,所谓“秽迹彰于一朝,恶名披于千载”,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“秽迹”载入史册呢?

  与帝王的态度相反,史官们对于“君举必书”的态度却颇为认真。中国古代的史官有“秉笔直书”好传统,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,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史德。刘知几说:“史之为务,申以劝诫,树之风声”,“夫所谓直笔者,不掩恶,不虚美,书之有益于褒贬,不书无损于劝诫”(《史通》)。对帝王们的言行,随时都要记录下来,不管你“举”得对不对,都要“直书其事”,说真话,不说假话,“宁为兰摧玉折,不为萧敷艾”、“掩恶扬善”,一个要“直书其事,不掩其瑕”。

  史学祭酒,源于“祭酒”,祭酒最早设置于南北朝时期的后赵。按古礼:食必祭先,饮酒也一样,在酒席上人们必找一尊者掌祭,即祭酒,后用于官位之后,表示优待与尊重。汉孝武时,初置“五经”博士,时并取聪明威重者一人为祭酒,以为博士主领。两汉时期,经学独盛,史学仅是经学的附庸,并不受重视。魏晋南北朝以后,人们开始重视历史,研究历史,史学逐渐得到重视。到东晋元帝太兴二年(319年),羯族人石勒称赵王,建立后赵政权,因石勒十分喜爱历史,经常邀请对历史有研究的文士为他讲述历史,因此,当他在设经学祭酒、律学祭酒和门臣祭酒的同时,也设置了史学祭酒,并以任播、崔滹为史学祭酒执掌史学之事。史学祭酒,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设置的史学学官,也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“史学”一词。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(438),国家设立了儒、玄、史和文四学,并设设总明观,以学为馆内置有儒学、玄学、史学和文学四馆,并设学士官,史学馆学士,专门研究和教授史学。齐武帝永明三年(485年),立国学,去总明观,史学仍被保留。此后,历朝历代,不论是国立的国子学、太学,还是私立的精舍、书院,所教授的主课都少不了经、史二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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